伦理学三大框架：后果论、义务论与德性伦理学的比较与应用
道德哲学（伦理学）的核心问题：什么是正确的行动？什么使行动正确或错误？如何在道德困境中做出决定？三种主要的系统性回答框架各有其逻辑一致性和直觉上的难题。
## 功利主义（后果论）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
功利主义（Utilitarianism）由杰里米·边沁（Jeremy Bentham）和约翰·斯图亚特·密尔（John Stuart Mill）在18-19世纪系统化：一个行动的道德正确性由其后果决定——产生最大整体幸福（效用）的行动是正确的。
**电车问题（Trolley Problem）**是检验直觉的经典思想实验：一辆失控电车将撞死5人，你可以拉动开关使它改道，但将撞死另一条轨道上的1人。功利主义的答案直接：拉，5>1。但功利主义的批评者指出其极端结论：如果处决一个无辜者可以防止五人暴乱死亡，功利主义似乎支持这一做法——这挑战了”无辜者不应被利用为手段”的道德直觉。
## 康德义务论：绝对命令与人的尊严
伊曼努尔·康德提出了与后果论根本不同的伦理框架：道德行动的正确性不在于后果，而在于行动是否遵循普遍化的道德法则（义务）。**绝对命令（Categorical Imperative）**的第一方程：行动时只遵循那些你同时可以意愿其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。例如，”为自身利益撒谎”的准则——如果所有人都这样做，谎言就失去了意义（因为没人会相信任何话），这一准则无法被普遍化，因此撒谎在康德看来总是错的，无论后果如何。第二方程：永远将人作为目的本身，而非仅仅作为手段。康德伦理学为人权的现代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。
## 德性伦理学：做一个有德性的人
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（Virtue Ethics）不问”这个行动正确吗”，而问”做这件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”以及”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”。德性（Virtues，如勇气、诚实、公正）是通过实践培养的稳定性格特征，中道（mean between extremes）是德性的位置（勇气是懦弱和鲁莽之间的中道）。当代哲学家菲利帕·富特（Philippa Foot）和阿拉斯戴尔·麦金太尔（Alasdair MacIntyre，《德性之后》）在20世纪复兴了德性伦理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