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不平等的法律维度：积极平权、结构性歧视的证明与法律救济
## 美国反歧视法律框架
美国反歧视法律的核心来源：**第14条修正案（平等保护条款，1868年）**——禁止各州在法律面前对人群进行不平等对待；**1964年《民权法案》第七章**——禁止基于种族、肤色、宗教、性别和国籍的就业歧视；以及后续立法（《美国残疾人法》、《年龄歧视就业法》等）。
歧视的两种法律认定类型：**差别对待（Disparate Treatment）**——对个人因其受保护特征有意识的不同对待（直接证据，如文件记录的歧视性说法）；**差别影响（Disparate Impact）**——表面中立的政策对受保护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，且无法证明其就业相关性和业务必要性（Griggs v. Duke Power Co.，1971年确立）。差别影响理论更难证明，但对抗击系统性歧视更为重要，因为系统性歧视通常没有明显的歧视意图。
## 积极平权行动的法律演变
**积极平权行动（Affirmative Action）**在美国最高法院的系列判决中逐步被限定：Regents of UC v. Bakke（1978年）——配额制（固定少数族裔名额）违宪，但种族作为众多考量因素之一的”整体评估”（holistic review）可以接受；Grutter v. Bollinger（2003年）——确认法学院在整体评估中将种族作为多元化考量因素的做法合宪；**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. Harvard/UNC（2023年）**——美国最高法院以6-3多数裁决大学招生中的种族意识平权行动违反第14条修正案，实际上终结了高等教育招生中40年的积极平权实践。
这一判决的影响将在企业多元化项目、K-12教育和其他领域的法律争议中持续显现，[最高法院判决全文](https://www.supremecourt.gov/opinions/22pdf/20-1199_hgdj.pdf)是第一手法律资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