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球化面临的挑战：贸易摩擦、供应链重构与产业政策回归
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（关贸总协定GATT，后来的WTO）推动了数十年的全球贸易增长。但2016年以来，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和战略竞争考量开始挑战这一秩序：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（特朗普政府的”Section 301″关税，拜登政府基本延续并在某些领域加强）；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（2024年）；中国限制多种稀土和关键矿物的出口许可。
供应链重构：去风险化与近岸外包
COVID-19大流行在2020-2021年暴露了高度集中的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——医疗防护品、半导体、汽车零件的短缺提醒各国政府，”高效”的全球供应链在面对系统性冲击时缺乏韧性。由此产生的政策响应包括：Friend-shoring（友岸外包）：将供应链转移至政治上可信赖的盟友国家；Near-shoring（近岸外包）：将生产转移至地理上靠近消费市场的地区；On-shoring（回岸）：将关键产业生产回迁至国内。
台湾在全球半导体生产中的集中度（台积电约占全球最先进芯片产能的90%+）成为地缘政治中最受关注的供应链风险，也是美国《芯片与科学法案》（CHIPS Act，2022，提供约530亿美元补贴在美建设芯片工厂）的核心动机。
产业政策的回归
欧洲《绿色协议》、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（IRA，提供3690亿美元清洁能源补贴）和中国的”中国制造2025″均代表了政府直接干预产业发展方向——这与WTO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规则存在紧张关系，是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最主要的结构性张力之一。
